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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克莎:適度擴大總需求須協調三大關系


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條件下,國內需求增速下行使經濟增長承壓。只有實施以適度擴大總需求為基本取向的需求側協同政策,促進經濟穩定運行和增長,支持供給側改革深入推進,才能有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但需要指出的是,適度擴大總需求只是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總量經濟環境,要在此基礎上推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還需要加強總量政策與結構性政策、防風險政策、應對外部沖擊等政策的協調配合。

  為此,必須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協調好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關系

  要協調好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關系,為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提供有利的宏觀政策環境。

  我國使用的宏觀調控概念,含義范圍比較寬,宏觀經濟政策包括總量政策和結構政策,這為協調兩者的關系提供了有利的體制條件。需求側協同政策在調控總需求的過程中,也要注重采取差別性的政策取向,致力于促進結構調整優化。從理論上說,協調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的關系,重要的是協調好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的關系。

  一是加強宏觀政策的結構效應并規定一個較長的時間區間。財政稅收政策具有明顯的結構效應,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強化實施過程。貨幣信貸政策的結構效應較弱,雖然央行可以對不同行業規定差別信貸政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往往容易變通和走樣,需要研究切實可行的結構性政策并加強有效監管。問題在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是一個中長期過程,宏觀政策的結構效應需要保持較長時間才能有效發揮作用。必須努力減少財稅、信貸政策的短期化和隨意性,規定一個相對較長的政策實施過程,這個過程中要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樣,通過一段時間穩定實施兼顧總量與結構取向的政策,包括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穩定經濟增長的條件下限制產能過剩行業、支持需求擴大產業、促進新經濟發展和傳統經濟改造升級的財稅政策和信貸政策,才能使宏觀政策的結構效應持續發揮。這些政策可以有實質性的政策措施內容,也可以只給出一些明確的政策引導信號,兩者的關系和組合需要深入研究,并根據經濟形勢變化有所側重,在實踐中不斷調整完善。

  二是加強總量政策與區域政策、城鄉政策、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區域、城鄉、產業的結構失衡是相互關聯的,都是發展不平衡的表現。協調總量政策與區域政策、城鄉政策和產業政策的關系,就是要把解決發展不充分問題與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結合起來。如果區域差距、城鄉差距不能逐步縮小,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會受到制約,經濟穩定增長也會受到制約。實施需求協同政策要在統籌全國大市場的基礎上,兼顧培育中西部市場和鄉村市場,促進中西部經濟發展和鄉村經濟振興,從而支持全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順利推進。區域政策、城鄉政策和產業政策總體上都屬于中長期政策,幾大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要有一個較長的時間安排和合理的規劃設計,總的原則是立足當前,著眼長遠,圍繞近期面臨的突出問題,實施綜合解決根本矛盾的戰略舉措。

  三是加強需求側協同政策對需求結構調整優化的作用。需求側協同政策是相對短期的,而需求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性問題。近幾年,我們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過程中,也經歷了需求結構的迅速調整變化,投資比重持續下降,消費比重較快上升,出口比重波動回落。未來一段時間需求結構繼續調整仍是必然趨勢。需求側協同政策既要穩定投資增速,保持出口平穩增長,更要促進消費較快增長,推動需求結構調整優化,而后者是更為重要的長期性問題。把短期政策與中長期政策結合起來,需求側協同政策要加強擴大內需尤其是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必須依托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整,提高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加快縮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斷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協調好穩增長政策與防控金融風險的關系

  要協調好穩增長政策與防控金融風險的關系,使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得到一個中長期、可持續的穩定經濟環境。

  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按照黨的十九大的要求,今后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這里提出要防控的金融風險,不是經濟運行中一般意義上的金融風險,也主要不是來自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帶來的金融風險,而是前幾年在穩增長過程中因地方政府性債務再度擴張、經濟總體杠桿率上升而形成的新的金融風險。2018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指出,當年三大攻堅戰初戰告捷,2019年要針對突出問題,打好重點戰役,其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要堅持結構性去杠桿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場異常波動和共振,穩妥處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做到堅定、可控、有序、適度。如果說實施穩增長政策是為了防止經濟過度下滑,為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創造穩定的環境,防控金融風險則是為了防范穩增長過程出現新的金融波動,對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產生新的影響。

  在應對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隨后應對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條件下,以穩增長為中心的貨幣信貸政策、財政稅收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房地產政策等的實施,導致政府、企業、家庭的杠桿率上升,帶動了金融部門的大幅擴張。有關資料顯示,從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間,我國銀行業總資產由44萬億元增加到232萬億元,增長5.3倍;債券市場托管規模從9.25萬億元增加到63.7萬億元,增長6.9倍;信托業信托資產規模由0.35萬億元增加到20.22萬億元,增長57.8倍;增速均遠高于GDP增速和M2增速。我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5年不足5%,到2015和2016年達到8.4%和8.3%,2017年也有8.0%,而美國和日本這一比值的歷史高位分別為7.7%和8.5%。從國際比較看,我國作為一個金融體系以銀行業為主導的發展中國家,金融業的發展規模和比重顯然已經過度擴張。我國金融業的快速擴張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金融部門出現比較突出的脫實向虛、自我膨脹趨勢;二是金融企業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政府性、政策性資產的持續膨脹;三是金融機構與國有企業、地方政府利益交錯,共同推動了金融擴張;四是金融行業與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行業相比投資收益差距很大,不斷吸引包括實業資金在內的社會資金以各種可能渠道流入金融領域;五是金融企業的創新性擴張某種程度上利用了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漏洞,而金融監管的制度和機制難以及時發揮有效的制約作用。這些特點使我國面臨的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不斷累積,已經到了不容小覷的地步。所以,中央反復強調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并把防控金融風險列為需要重點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首。

  未來幾年要繼續實施穩增長政策,又要抓好防控金融風險工作,兩個方面將出現一定的矛盾,因為穩增長需要貨幣信貸相對寬松,而防控金融風險則需要貨幣信貸有所收緊。需求側協同政策要協調好兩者關系,既防止貨幣政策出現不適當收縮,對實體經濟投資發展產生較大制約,又防止債務壓力和資產泡沫繼續增大,帶來更大范圍和更多隱患的金融風險。必須處理好結構性去杠桿和總體杠桿率相對穩定的關系,處理好保持市場合理流動性、降低資金成本與引導資金流向、搞好金融市場監管的關系,促進形成金融和實體經濟、金融和房地產、金融體系內部的良性循環,從而支持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順利推進。

  協調好國內宏觀政策取向與國際政策環境變化的關系

  要協調好國內宏觀政策取向與國際政策環境變化的關系,減弱外部因素變動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負面影響。

  未來幾年,國際政策環境將更加復雜多變,發達國家的宏觀政策可能出現分化,美國的政策取向呈現多樣性特征,貨幣政策與財稅政策出現背離,對其他國家產生復雜性影響,國際政策環境面臨更多不確定問題。美國的政策取向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美聯儲的加息政策。美國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的趨勢是相對確定的,但加息的頻率可能因美國經濟回升過程的波動而調整變化。二是美國的減稅政策和擴大基建投資政策。其中對國際影響較大的是大幅減稅政策及其可持續性問題。三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項政策可能因多種因素制約會有所波動,但美國加強國內市場保護的趨勢是相當明顯的。美國的以上政策將影響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取向,引起國際政策環境的變化和波動,并對我國的宏觀政策取向產生新的干擾,對國內經濟運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進程產生新的影響。

  需求側協同政策必須重視這種國際政策環境的影響,從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發展趨勢出發,在堅持做好自己事情為主的前提下,研究采取適當的應對策略。一是針對美國加息政策產生的國際影響,深入分析其他主要國家宏觀政策的分化特點,根據我國穩定經濟增長、推動高質量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需要,保持我國貨幣政策的穩定性、連續性,努力減弱外部政策環境、短期資本流動的影響,使我國銀行基準利率、人民幣匯率保持在相對穩定的合理水平。二是針對美國大幅度減稅政策的國際影響,深入分析中美兩國稅收體系的差異,進一步實施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的基本政策,降低企業尤其是產業政策支持企業、中小微企業的成本負擔,積極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和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推進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進程。三是針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國際影響,深入分析國際市場競爭、開放與保護的格局,一方面繼續堅持全球化的戰略取向,爭取更多類型國家的支持和合作,依托“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合作的有效推進,采取有理有節有利有序的貿易應對策略,推行更加靈活多樣的進出口競爭政策;另一方面,根據國際貿易競爭和合作的新趨勢新特點,利用國際環境變化帶來的壓力促進實體企業加快創新發展,調整進出口結構,合理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作者單位:華僑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

(來源:經濟參考報

責任編輯:賈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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